狼眼看世

《中国哲学简史》札记（一）

                                      

如何把玫瑰与菊花同送美人

　　战国后期，出于对和平安静生活的强烈向往，政治向心力加强，学术也开始向折衷主义演化。于是，杂家出现，其代表作便是秦时的《吕氏春秋》和汉初的《淮南子》。

　　杂家大体上是些智慧有限而不甘平庸的人。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若专儒，定难望孔孟项背；若专道，作逍遥游的庄子收不收他们还是个问题。杂家要出成绩，最难地便是超越学术派别，以更高的位置和更远眼光对百家加以调和。显然，这个要求对任何一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都太难。他们调和不了百家，更不敢妄加删减、削足适履。于是杂家便成了一个“作”多“述”少的派别。

　　同时把玫瑰和菊花包在一起送美人的事太难做，那便只好分手持之，待美人自己挑了。

头顶的星空与胸中的道德

　　礼是对欲望的节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而社会资源有限。对于增加总体社会资源，哲学家没有兴趣，政治家没有能力。于是，他们开始合谋，他们创造了礼，用来取消和节制人的欲望。当礼失效，道德贬值，法律便应运而生。因为如果欲望不可取消或是节制，那就只好对现有资源进行公平的分配了。而法律恰恰强调的是公平。

　　从另一个角度言，礼是胸中的道德，属于自律；法是头顶的星空，属于他律。个人修身、国家冶理二者都是不可或缺。孔孟讲了太多的心中道德，属于头顶星空的时代迟早会来的。

中人之智的君主与法家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两家似乎水火不容，但按照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说法，法家是儒家学派中的激进分子。战国后期的大儒旬子，两个最负盛名的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便是明证。

　　当时五霸七国世事纷纭狼烟四起，每个君主都奔走不迭、四处救火，他们能抽点时间听孔孟讲道，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闲暇去实行高难度的“仁政”。像现今的大多数官僚一样，他们想的只是任内治安稳定，再不计后果地虚报几个GDP百分比，哪时有时间去修身、齐家再治国。

　　这个时候，法家跳出来了，他的口号是：不内圣照样外王，只要您按我说的做。那些中人之智的君主一听乐坏了。于是，法家成为战国后期的新宠。

秦时暴政的学术解释

　　对于始皇平海内之政、一统七国后，秦政府重刑法、重徭役，推行不与百姓休养生息的苛政，一般的解释是秦用得天下的办法来治理天下，这是历史惯性，也是新生政权幼稚和不自信的体现。

　　今日读《中国哲学简史》，论及此节，略有所思。秦时诸子言论仍是生机勃勃，百家争执于宫廷，争宠于统治者（这也是“焚书”“坑儒”的背景），当时的阴阳学派也是极强的一股势力。按照方士所言，黄帝属土，尚黄；土为木克，之后的夏朝属木，尚青；木为金克，商为金，尚白；而金为火克，周为火，尚赤。五行生生不息，循环不止，秦代周，应为水，尚黑。

　　据《洪范》所言，水在北方，合四季之冬。又据《月令》，冬仍肃杀之季，君主宜“刚毅戾深……刻削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恐怕这也是秦时“暴政”的一种学术支持和解释。

起点的不平等与终点的暴政

　　《荀子·王制》中有一段话：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的确，人这种在生理上并不算强大的生物能够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是因为他结成了群体，古时的群体是现代社会的稚形，已经开始具备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特点。而恰恰也是群体将人类在起点上微弱的不平等演化成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组织性和纪律性都需要规则来保护。群体初期，规则来自共同经验和日常常识，当然，也有群体领袖的建议。这个时候，群体规划并不大，所实行的规则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平性，执行过程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参与或监督。当群体日益壮大，内部结构复杂化，内部矛盾多样化，原有的规则并不足以解决新的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新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构成了矛盾。这个时候，由于内部分工的细化，一部分人独立出来，专门调查问题，制定规则来解决新问题，而一部分人充当规则执行人，甚至到后来还出现专职的监督者。

　　这一过程是人类群体化或是社会化的进程，同是也是人类不平等的滥觞之际和鸿沟扩张的过程。在群体初期，那些体格强健或是技艺精湛者必会成为强势者，他们对规则的制定有着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当然，这一过程中的不平等并不显著。

　　在群体深化的过程中，部分强势者必会巩固和加强其强势，他们成为了各个群体的规则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当这三部分人勾结起来，他们将垄断整个社会的权力，进而用这种权力来稳固其地位。于是，最初微弱的不平等导致了暴政和极权主义。

【作者: 灰狼】【访问统计:】【2005年11月14日 星期一 05:15】【 加入博采】【打印】